“以德治國”和“以法治國”都是春秋戰國時提出來的，那是天下大亂、群雄并起、弱肉強食、諸侯爭霸的紛爭世界，也是百家爭鳴、思想解放、諸子挾術、縱橫捭闔的風云時代。
先秦儒家系統提出“以德治國”方略，施仁政、重教化、講倫理，對于大治之世很有必要，而當時春秋五霸、戰國七雄優先考慮的是富國強兵，壯大實力，以求保家衛國，進而角逐天下。儒家的那一套治國辦法太迂闊了，起碼是遠水不解近渴。因而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生前都備受冷落。
相比之下，法家那一套政治主張當時要風光得多。法家主張“以法治國”， 以刑去刑，厚賞重罰，立竿見影，成效顯著，所以備受各國統治者青睞。最典型的就是秦國靠起用法家人物商鞅做丞相，變法圖強，迅速實現了富國強兵，從一個地處西北被中原人視為不開化的戎狄之國，一躍成為戰國七雄之首，并最終用武力實現了統一。
變法真正圖強
法家是在諸子百家中提倡以法治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。其思想源頭可上溯于春秋時的管仲、子產。戰國時李悝、吳起、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，遂成為一個學派。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、綜合，集法家之大成。
戰國時期，封建經濟已經占據社會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，經濟基礎的深刻變化必然引起上層建筑的相應變化。法家先賢李悝、吳起、商鞅、申不害、樂毅、劇辛相繼在各國變法，廢除貴族世襲特權，平民通過開墾荒地、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，讓國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機會。瓦解了周王朝的等級制度。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系的貴族政體。
戰國初期魏文侯禮賢下士，招攬了李悝、吳起、西門豹、子夏等大批人才，李悝開各國變法之先河。李悝變法，在經濟上“廢溝恤”，以“盡地力之教”，廢除井田制，鼓勵發展農業生產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；政治上提出“為國之道，食有勞而祿有功，使有能而賞必行，罰必當”。即廢除世襲貴族，獎勵軍功，重農重戰，實行法治。在這一思想指導下，魏國大力提拔和重用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，用新的封建官僚制度代替舊的世卿世祿制度，這是當時社會政治制度的一大變革。
李悝是孔丘門徒子夏的學生，由儒家轉為法家。他最大功績就是在整理春秋以來各諸侯國頒布的成文法基礎上，編撰了中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《法經》。其主要內容是懲辦盜賊，以保護地主階級的人身和財產安全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。“一斷于法”，打破“刑不上大夫”的傳統。體現法家“重刑輕罪”的思想。后來《秦律》《漢律》都是在《法經》的基礎上逐步擴大補充而成的。
申不害在韓國變法改革，首先整頓吏治，幫助韓昭侯收回挾封地自重的俠氏、公厘和段氏三大強族特權，推毀其城堡，清理其府庫財富充盈國庫。其次，大行“術”治，整頓官吏隊伍，對官吏加強考核和監督，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。再次，極力支持百姓多開荒地，多種糧食，發展手工業，特別是兵器制造，使“天下之寶劍韓為眾”“天下強弓勁弩，皆自韓出”。
申不害相韓15年，“內修政教，外應諸侯”， 汲取道家“君人南面之術”加以改造，提出了一整套“修術行道”“內修政教”的“術”治方略。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，國內政局得到穩定，貴族特權受到限制，百姓生活漸趨富裕，史稱：“終申子之身，國治兵強，無侵韓者。”
血染變法之路
吳起變法是在戰國初年楚悼王當政時。
楚國曾經很強大，由于政治腐敗，至楚悼王時國力萎靡不振。吳起認為楚國積弱的原因是“大臣太重，封君太眾”。他率先廢除舊貴族世官特權，把舊貴族及所屬遷到人跡罕至的荒涼地區。其次廢除無用、無能的官職，削減無用的開支，以獎勵真正為國出力報效的戰斗之士。精簡政府機構，重用賢能，禁止官員之間私下請托。糾正楚國官場損公肥私、讒害忠良的不良風氣，使楚國群臣不顧個人榮辱一心為國家效力。
吳起早年在魯、魏都以軍功見長，他在楚國變法，使楚國國力強盛，向南攻打百越，將楚國疆域擴展到洞庭湖、蒼梧郡一帶。但變法觸及了楚國大貴族既得的政治經濟利益，遭到大貴族的激烈反對。楚悼王去世，楚國貴族趁機發動兵變攻打吳起。吳起被箭射殺，死后尸身被處以車裂肢解之刑。變法運動宣告失敗。
商鞅變法是當時各國變法運動中比較徹底的一次。
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后，決心圖強改革，便下令招賢。商鞅自魏國入秦，并提出了廢井田、重農桑、獎軍功、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，深得秦孝公的信任。秦國先后兩次實行以“廢井田、開阡陌，實行郡縣制，獎勵耕織和戰斗，實行連坐之法”為主要內容的變法。
商鞅變法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。通過改革，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，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。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。同時，壯大了國力，實現了富國強兵。為以后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，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商鞅相秦期間，因執法較嚴引起秦貴族的怨恨。孝公死后，太子秦惠王立，與商鞅有仇的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有謀反企圖，商鞅終遭惠王車裂，滅其族。
立法一言九鼎
法家是平民的政治代言人。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。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。
吳起和商鞅等改革派，把誠信置入改革措施中，在倡導踐行變法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誠信的作用，從一定意義上講，他是靠誠信為變法打基礎，他懂得用誠信贏得民心，從誠信入手樹立改革者的形象。吳起靠誠實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擁護，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。
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、重勢、重術，各有特點。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，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。法是指健全法制，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，要獨掌軍政大權，術是指駕馭群臣、掌握政權、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。主要是察覺、防止犯上作亂，維護君主地位。
法家不以“惡”“善”的標準判斷人性，強調人性“趨利避害”，人的關系由利害相連接，因此法家從利益出發處理社會問題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，其“以法治國”的基本思路在于統治者實現管理控制必須掌握賞與罰“二柄”。 統治者通過立法的形式，明確地告訴老百姓，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對在法的框架內去做且做得好的給予重獎，對不聽招呼、犯上作亂的加以嚴懲。而且僅靠一般的賞罰還不夠，要厚賞重罰，才能增強控制效果。
奉行法家路線的秦國，其刑法就非常嚴厲，老百姓偶有小過，包括偷一兩茶葉，就要被治罪，動不動就施以肉刑，包括黥（臉上刺字）、劓（割去鼻子）、刖（砍去腳）、宮（除去生殖器）等刑。當時有人形容，官府割下來的鼻子可以成一堆，砍下來的腳要用車拉，以至市面上“履賤踴貴”，即鞋賣得便宜，假肢賣得很貴。罪再重一些的就要被處死、處以極刑，諸如五馬分尸、凌遲、剝皮、抽肋、點天燈等。法家認為，這些刑罰看上去很殘酷，實際上對老百姓還是有利的。因為面對酷刑，一般人會產生畏懼，輕易不敢犯罪了。這叫做“以刑去刑”“以殺去殺”。
法家不僅主張厚賞重罰，而且強調信賞必罰。統治者只有做到了“有功者必賞”“有罪者必誅”，才能使老百姓打消僥幸心理，不折不扣地依法辦事。為了表明執法如山的決心，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曾將刑書條文鑄到青銅鼎上，公之于眾。并且宣布，無論是誰，犯了法都要按鼎上鑄著的刑書去處理。這就是著名的鑄刑鼎，法家的名稱也由此而來。
事無小大皆決于上
儒家把“仁義道德”視之為力量的源泉，提出“得道者得天下”的著名命題。法家認為“德”不能獨立存在，沒有力量，德從何而生？商鞅在《商君書·靳令》篇說：“力生強，強生威，威生德。德生于力。”有了力量才有可能“能述仁義于天下”。不強則亡，這是競爭的法則，變法就是圖強。
法家主張國家至上，而代表國家的是君、皇帝或其他稱號的最高統治者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。 法家認為“權制斷于君則威”，立法權掌握在君主(國家)手里，臣下不得行使，從而建立起一種“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”的君主極端專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。統治者本人則凌駕于法之上，超越于法之外。因此法家以法治國的“權、勢、術”， 即所謂的“帝王之學”“君臣南面之術”，將統治者明顯地擺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，教他們如何利用民眾趨利避害的心理，如何玩弄各種權術，以達到鞏固統治、富國強兵、稱霸天下的目的。
秦始皇統一中國標志著“以法治國”的治國方略占了上風。秦始皇剛戾自用，法完全成了君主實現個人欲望的工具，特別是秦王朝后期，統治者橫征暴斂，苛刑峻法，天怨人怒。大秦帝國二世而亡，繼之而起的大漢帝國統治者開始重新思考“以法治國”和“以德治國”的關系，逐漸認識到儒家“以德治國”思想的真正價值。正是通過對正反兩方面治國經驗的深入思考，漢武帝采用了大臣董仲舒的建議，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。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“儒”也不是孔子、孟子原來意義的“儒”，是官方根據自己的需要解釋的“儒”。從此，儒家思想包括“以德治國”的方略便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，在中國被倡導、實行了兩千多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