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則易治也，民貧則難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民富則安鄉重家，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則易治也。民貧則危鄉輕家，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，陵上犯禁則難治也。故治國常富，而亂國常貧。是以善為國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
這段話出自管仲《管子·治國第四十八》。意思是說，治理國家的方法，必須首先使百姓富裕起來。百姓富裕就容易統治，百姓貧窮就難以統治。因為百姓富裕就能安心在家鄉生活，害怕犯法，敬畏官方害怕犯罪就容易統治。百姓貧窮就不安心生活，往往鋌而走險冒犯官吏違犯法令，這就難以統治了。所以國家長治久安則百姓富足，國家動亂百姓就沒有好日子過。太平無事的國家，百姓長久富裕，動亂多事的國家，百姓長久貧窮。這兩個方面對比鮮明，得出善于治理國家“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”的道理。
四維：禮、義、廉、恥
管仲名夷吾，謚曰“敬仲”，春秋時期齊國潁上(今安徽潁上)人，史稱管子。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，周穆王的后代。管仲少時喪父，老母在堂，生活貧苦，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，為維持生計，與鮑叔牙合伙經商，后從軍，幾經曲折，經鮑叔牙力薦，為齊國上卿，即丞相，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。
中國歷史上，管仲被稱為“春秋第一相”，也是后代從政所效仿的楷模。諸葛亮曾經以管仲、樂毅(戰國后期杰出軍事家)為榜樣。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，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，被稱為齊法家。齊國是西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，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，制禮作教，立法設刑，創始禮法并用的制度。太公封齊，簡禮從俗，法立令行，禮法并用，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。管仲輔佐齊桓公，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，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；另一方面強調依法治國，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。
禮治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傾向，古代以農為主，工商業不甚發達，由此導致古代法律規范體系是諸法合體，刑重民輕。調整社會、治理國家，無外乎兩種主要手段，即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。中國古代治理國家，兩者兼用，以后者為主。自西周以來，用禮調整社會成員的身份、財產、繼承等重要民事關系。中國古代的“法”有多種含義，但常用是指刑，尤今之刑法、刑罰。西周時期，實行“禮治”，刑被禮所包容，刑即禮的一部分。禮不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，而且具有法律意義，人們的行為違禮即被視為觸刑。管仲輔佐齊君，非常強調禮治的重要性。
《管子·牧民》中說：“國有四維，一維絕則傾，二維絕則危，三維絕則覆，四維絕則滅。”什么是四維？禮、義、廉、恥，管子強調“禮不愈節，義不自進，廉不蔽惡，恥不從枉。故不逾節則上位安，不自進則民無巧詐，不蔽惡則行自全，不從枉則邪事不生。”這涉及國家綱紀問題，作為統治者，時刻要關注四維的動態，采取對應的矯正措施，價值觀念的偏失一旦累積到積重難返的地步，任何物質財富都無濟于事。價值觀念一旦出了問題，國家就會傾危覆亡。
管仲的名言“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”，說明了富民與強國的關系。齊國本來就是大國，《史記》說姜太公治國原則就是“因其俗，簡其禮，通商工之業，便魚鹽之利”，管仲繼承了這一傳統，“修舊法，擇其善者而業用之，遂滋民，與無財，而敬百姓”(《國語·齊語》)。民富了才能國強，物質豐富了才有精神文明，管仲由此把各種管理措施建立在民與國的利益一致性上。
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故曰法
《管子》第四十五篇《任法》集中闡述管仲依法治國的思想。
“所謂仁義禮樂者，皆出于法。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。《周書》曰：‘國法，法不一，則有國者不祥；民不道法，則不祥；國更立法以典民，則不祥；群臣不用禮義教訓，則不祥；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，則不祥。’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，存亡治亂之所以出，圣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。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，故曰‘法’。”
用現代漢語表述，就是所謂仁義禮樂，都是從法里產生的。這法是先圣用來統一人民行動的。《周書》上說，國法廢弛不統一，國君不祥；人民不守法，不祥；國家擅改已立的法度來管理人民，不祥；大臣們不用禮節和法制來教育百姓，不祥；大小百官管理國事的人脫離法度辦事，不祥。所以說法是不可不永遠堅持的，它是存亡治亂的根源，是圣明君主用來作為天下最高標準的。無論君主或群臣、上層或下層、貴者或賤者，都必須一律遵守，所以叫“法”。
有人說管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依法治國的人，此言不虛。
《管子·任法》篇還說：“有生法，有守法，有法于法。夫生法者，君也。守法者，臣也。法與法者，民也。”有創制法度的，有執行法度的，有遵照法度行事的。創制法度的是君主，執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，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。君臣、上下、貴賤皆從法，國家從而大治。《管子·明法》篇：“先王之治國也，不淫意于法之外，不為惠于法之內也。動無非法者，所以禁過而外私也。” 說的就是治國不能靠單個個人，必須要以法律為尺度，不拿感情行事，不以個人好惡做事。
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在《管子評傳》中說：“法治者，治之極軌也。而通五洲萬國數千年間，其最初發明此法治主義以成一家之言者，誰乎？則我國之管子也。”梁啟超認為法治思想的起源在中國的法家。
管仲作為春秋時期開明革新人士的主要代表，在法律思想方面主張“天道”與法律相結合，統治天下要靠法，靠臣民支持，靠權，靠兵。君主是法的制定者，是唯一的生成者，同時君主也必須帶頭遵守法律，萬不能置于法律之上。他輔助齊桓公改革舊禮與創立新法并舉以法統政、禮法并用，以法律手段推行軍事、行政以及商業政策，促進富國強兵。不但重視農業，還結合齊國實際，高度重視手工業和商業，強調農工商協調發展，這使得齊國的經濟在列國中獨樹一幟，呈現出工商型經濟的鮮明特色。
齊國重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用，尊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社會地位。為了鼓勵工商業的發展，管仲實行官山海即國家鹽鐵專賣制度，采取輕稅措施，獎勵商人，用宏觀調控手段干預流通領域，加強對外貿易，從而使齊國的工商業繁榮發達，成為先秦時期最富庶的國家。最終成就春秋霸業。
慎用六柄：生、殺、貧、富、貴、賤
管仲的歷史成就及影響，不單單因為其個人，圍繞管仲周圍有一批學者。至戰國時期，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，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。
這個學派以發揮和發展管仲治國理論為旨歸，是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中力量最強大的學術派別。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。在稷下學宮“三為祭酒”、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，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。
管仲學派的經濟思想體系完備，博大精深，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體系的經濟思想，為后世的經濟學家所重視并借鑒、繼承。管仲奠定的強國富民邏輯基礎，使得后來的諸子百家各派思想，不管其觀點上有多大差別，大多都吸取了這一觀點。即便是不大看重物質的儒家，也同管仲的觀點類似。
孔子把治國順序列為“庶之，富之，教之”(《論語·子路》)；根本反對春秋霸主齊桓公、晉文公之事的孟子，卻特別強調恒產和恒心的關系，也在那里精心設計“制民之產”的井田模型，強調富民之后才能“驅而之善”。
而后來的法家卻與管仲“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”相背離。商鞅主張把民與國對立起來，認為民強則國弱，民富則國貧。
他赤裸裸地說，民低賤則重爵祿，民孱弱則尊官吏，民貧窮則重獎賞。以刑罰治民，小民易被驅使；以賞賜治民，則民敢于犧牲。注重了饑餓對民眾的驅動力。
究其緣由，管仲的禮法并用，是順應民意，謀求國家倉廩實與民眾衣食足的統一，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國與民的利益一致基礎上；而商鞅的邏輯，是國家掌握資源與生活資料以驅動民眾為國盡力，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國與民的利益對立基礎上。
所以商鞅變法推行弱民強國的畸形戰略，如禁止糧食買賣、壟斷山林湖澤、實行戶口管制、強化徭役稅賦等等。這些政策實行的初衷，無一不是通過盤剝民眾而充盈國庫。
先秦法家主要劃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。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，不殊貴賤，一斷于法；齊法家主張依法治國，法教兼重；秦晉法家奉法、術、勢為至尊與圭臬，齊法家既重術、勢，又重法、教。
管仲在《任法》中說過，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生、殺、貧、富、貴、賤六種權柄，要占據四個領域，即文治、武事、刑威、施德。管仲更多地強調要“慎用六柄”。后來法家主張以國改造社會的管制理論，十分熱衷于賞罰二柄，導致刑罰慘酷，怨氣沖天。